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
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
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
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路
和南京路，早已经成是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
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的
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
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飞
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
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海人改
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
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
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提醒，有助于建构中
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
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
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
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
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
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
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
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
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
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
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
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
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错误。自先秦以来，
这种乐器的演奏就为丧礼所专用。湖北民间自今还保留着“丧歌队”的传统，它是
 “击缶而歌”的一种历史遗存，它只能出现于死亡的现场，而不在喜庆和生命狂欢
的典礼上。在我看来，正是对历史的错误记忆制造了文化笑话──用“丧乐”谱写
开幕式的第一乐章。这个反面例证教导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
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
面对无数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
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
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
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
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
主体。我们正在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
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
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
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
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
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
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
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
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
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
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
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事，
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
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4万张历史照片，都是中国现
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
的美妙素材。 

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文
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
在今天的语境里，这个语词似乎只是一种文化隐喻，但足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本性。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每一种优秀的记忆，都能成为人类文化的
瑰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
罗斯国家勋章。这场盛大的授勋仪式，无疑是普京个人的政治需要，却也从另一侧
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正是索氏本人不顾生命危险，
保护了那些最黑暗的记忆，并因此推动了俄罗斯的政治反思和社会变革。 

把记忆提升到“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
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
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
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
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